咸丰皇帝去世后引发的高层权力斗争，在上一年大体落下了帷幕。内政外交的调整与改革，在这一年正式启动。咸丰在世之日，内政上非常倚重肃顺。肃顺是满人，但颇有政治理想，所以很愿意结交和重用汉人。《奴才小史》里说，肃顺当政之时，对待满员“眦睢暴戾，如奴才若”，对待汉官却“颇为谦恭”，理由是“咱们旗人浑蛋多”。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这些人在咸丰时代得到重用，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。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，是肃顺的建议；左宗棠遭人弹劾，也是肃顺维护褒奖；郭嵩焘等汉人知识分子，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。[1]在整顿官场腐败一事上，肃顺也表现得相当积极。咸丰八年，他查办“戊午科场收贿案”，杀了包括大学士柏葰在内五位中央官员，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者流放。咸丰十一年，户部为逃避肃顺对“宇字五号案”的追查，纵火焚烧了户部档案，大火持续了六个时辰，相关文档字据全部付之一炬。户部被逼到这种程度，可见肃顺反贪是在玩真的。所以，大火之后，该案仍有数十名高官被革职抄家。[2]此外，肃顺在政治生涯晚期（亦即被杀前夕），还曾“奏减八旗俸饷”，理由是“满人糊涂不通，不能为国家出力，惟要钱耳”[3]，不足以充当朝廷的统治基础，还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钱。凡此种种，都是对既得官僚利益集团的侵害。所以，处决肃顺让整个官僚集团欢欣鼓舞，囚车经过之处，“其怨家皆驾车载酒”前往围观，指使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，痛骂“肃顺亦有今日乎！”[4]肃顺既死，最高权力对官僚集团的高压也随之消失。奕䜣、慈安与慈禧组成新的执政中枢。如何重塑官僚集团的向心力，是他们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。于是乎，慈禧太后不再关心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如何，也不再关心官员们是否贪污腐败。她的执政方针是“博宽大之名”。派人担任科考搜检工作时，慈禧的指示是“勤慎当差、莫要多事”[5]——好好干，别像肃顺那样整出一大堆事情来。见到御史弹劾自己的亲信，慈禧的第一反应是“此无他，不过我所用之人总不好”，要弄死这个对自己没有向心力的御史，而当获悉御史此类弹劾不过是官场陋习，只为敲山震虎多收几份炭敬时，她的反应就成了“大笑”[6]。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这些汉人，自然还是得用。不用就不能解决太平天国这个现实问题，还可能生出新问题。所以，正如印鸾章在《清鉴》中所言的那般：“（慈禧）听政之初，军事方亟。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。内则以文祥、倭仁、沈桂芬等为相，外则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为将。自军政吏治，黜陟赏罚，无不咨询，故卒能削平大乱，开一代中兴之局。”[7]但肃顺时代那种压制满人的做法，也必须扭转过来。毕竟，满人一直被清廷视为最核心的统治基础。努力扩张满人的权力与影响力，是新执政团队的基本方针之一。慈禧后来与奕䜣正面冲突，有一句责备之言正是“这天下，咱们不要了，送给汉人吧！”[8]，可见她有着强烈的“满人本位意识”。被慈禧责备的奕䜣，“满人本位意识”同样强烈。同治元年有一项改革举措，是选派一些军士出洋接受新式军事训练。奕䜣挑选了450名八旗兵，10名绿营兵，满汉比例悬殊到了45比1的程度，而此一时期清廷的八旗兵约为25万，绿营兵约为64万。[9]在同治元年最引人瞩目的改革——设立京师同文馆——这件事情上，也能见到奕䜣的这种“满人本位意识”。设立京师同文馆，是一项非常微小的改革。所谓同文馆，顾名思义，只是一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地方。但这微小的改革，仍是被迫至万不得已之时，才有的举措。自1840年以来，清廷在对外交涉中，屡因翻译问题陷入被动。鉴于翻译造成的外交纠纷太多，1858年，清廷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《天津条约》时，写入了一项规定。大致内容是：（1）英方文件，此后“俱用英文书写”；（2）照顾清廷缺乏英文人才这一现实，“暂时仍以汉文配送”，继续附带一份中文版；（3）待清廷培养出英语人才后，英方即不再提供中文版；（4）《天津条约》签订之后，“遇有文词辩论之处，总以英文作为正义”，双方以后再因翻译的原因，对文件内容产生理解上的分歧，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。[10]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，又迫使清廷签订了新的《北京条约》。新条约里不但重申了交涉“皆使用英文”，词义有分歧须“以英文为准”等规定，还给“暂时附汉文”一事定下了一个三年的期限，要求清廷“酌情于三年内选派中国学生学英文”。待首批学生的英文学业完结，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。内有需求、外有压力。1862年，恭亲王奕訢、李鸿章、曾国藩等人牵头，终于决定在总理衙门内设立“同文馆”，来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。奕䜣那强烈的“满人本位意识”也同时迸发。他一方面担忧汉人学好了英语，会去帮助洋人欺骗愚弄清廷；一方面也希望八旗子弟能够成材，以掌管清廷的各处要津。所以，他颁布了一项规定，“选八旗中资质聪慧，年在十三四以下者，俾资学习”[11]，也就是同文馆学生须优先自满洲八旗中选取。与京师同文馆相似，稍后成立的广州同文馆，也是典型的旗人学堂——1872年，当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汇报说广州同文馆里“旗籍诸生，咸皆踊跃”，建议以后该馆“专用旗人，毋庸再招汉民”[12]（本来招收的汉人学生比例极小）时，奕䜣非常开心地批准了。只有李鸿章创立的“上海广方言馆”，没有实施旗人优先原则。奕䜣想要尽可能地重用满人，来扩张满人的权力版图，但他也知道，将无知识、不合格者推上要职，是很危险的。所以，他希望满人们能走在改革的前列，积极报名去同文馆学习。只有满人多多成材，清廷才能永远是满人的清廷。1862年6月，同文馆正式成立。最初只设英文馆，有八旗学生10人，聘请鲍尔腾为英文教习，年薪300两银子（次年增至1000两），汉文教习的年薪则长期不足100两。次年，同文馆添设法文馆和俄文馆，各招收八旗学生10名。至1865年，馆内始终只有英、法、俄三馆，教授三门外语。1866年12月，奕䜣等察觉到“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，以及行船行军，无一不自天文、算学中来”[13]，也就是制造、使用洋枪洋炮洋船，全都得用到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学这些近代科学之后，决定让同文馆将步子迈得更大一点，奏请在馆内增设天文、算学二馆，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之人入馆学习。导火索是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奏折。他在奏折里指责说：让科举出身的“正途人”，去学洋人的奇技淫巧，还用金钱与官职来诱惑他们入学，这是是重名利、轻气节！是要把天下的读书人引入歧途[14]。在奕䜣的运作下，张的奏折被驳回，没有进入朝堂讨论。驳回的谕旨里说，天文学与算学不是奇技淫巧，是儒家读书人应当学的知识。[15]张盛藻遇挫后，在读书人中有着崇高声望的士林领袖、八旗出身的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。他上奏朝廷，明确反对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向“夷人”拜师，理由是这样做会“变夏为夷”，会动摇国本[16]。倭仁是有影响力的理学家，他的奏折不能直接驳回了事。于是，在奏折呈递的当天，两宫皇太后就召见了倭仁。谈话不愉快，没能达成共识，问题又被抛给了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。这封奏折大谈国家的危机之深，与开设数学天文课程的重要性。为给倭仁制造压力，还附上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的意见。末尾，奕䜣还将了倭仁一军说：“既然该大学士认为此举不可行，会招致亡国，想来定是别有强国良策。若该大学士确有良策可以制服洋人，使国家不受欺侮，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。若没有其他良策，仅大谈忠义与礼仪，说这些就可以制服洋人，臣等是不敢相信的。”[17]倭仁针锋相对，上奏回复奕䜣：“若该王大臣确有把握，认为让夷人来教中国人算学，必能使学生算学精通，进而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，而且中国的读书人也绝不会被夷人蛊惑利用，最后必能歼灭那些夷人丑类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。如果做不到这些，却先败坏了人心，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课程。”[18]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种绝对性质的保证。奕訢不傻，自然不会往陷阱里跳。他在回奏中说，“倭仁说的那种把握，臣等不敢保证，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办之事、能办之事。至于成败利钝，即便是诸葛武侯也无法预料，何况臣等。”然后，他抓住倭仁奏折中的具体言语展开攻击：“该大学士上次的奏折中说，天下之大不患无才，要学算术不必师从夷人。那么，该大学士肯定知道哪里有超越洋人的算术人才。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，由该大学士负责聘请教师、招生授课，以观其成效。”[19]随后，奕訢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，以谕旨的形式，命令倭仁向朝廷保举精于算术的本国人[20]。被难住了的倭仁，不得不据实上奏，说自己并不认识“精于天文算学之人”，不敢随便推荐[21]。奕䜣不依不饶，继续借谕旨命令倭仁须随时随地留心访查，一旦找到精于算术的本国人，须立即保奏[22]。为了向朝野舆论展示论战的胜负，朝廷又下旨给了倭仁一份新工作——去总理衙门做“行走”。“行走”虽是闲官，办的却是夷务。倭仁高倡“夷夏之防”，绝不肯受这种羞辱，遂以生病为由，规避了这项职务。[23]
同文馆学生张德彝
1867年6月，又有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员杨廷熙，借着朝廷因大旱而下诏让群臣提意见的机会，写了一篇长达五千字的奏折，猛烈抨击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。在送出这份近似于“暴走形态”的奏折之前，杨廷熙让家人买了一具棺材，以备后事[24]。奏折开篇，将当下的旱灾定性为苍天对朝廷设立同文馆的示警。杨廷熙说：自春至夏，一直干旱无雨，常常阴霾蔽天，连御河的水都干了，京城里还出现了瘟疫。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昏天黑地、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。这种不祥天象，定是因为施政出了失误。京城中街谈巷议，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，说朝廷向洋人求学，是走上了“师敌忘仇”的歧路。[25]杨廷熙不反对派人去学点英文、法文，但他无法接受要向外国人去学数学与天文。他在奏折中说，孔孟不重视天文与数学，他们“不言天而言人，不言数而言理”，可谓立意深远；如今朝廷花巨资请洋人来同文馆教天文与数学，我思前想后一个多月，还是想不通。我有十条大不解之处，要与皇帝、两宫太后及众大臣说一说。他的第一条大不解是：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敌，先皇（咸丰）就是因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热河并在那里去世的。总理衙门以“不知星宿”为耻，却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敌求学为耻，这种“忘大耻而务于小耻”的做法，我实在不能理解。第二条大不解是：天文、数学、方技艺术这些东西，明明是中国最厉害、最先进（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，言数学者中国为最，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）；西学里那些轮船机器，与我们的太元、洞极、潜虚相比，在“幽深微妙”方面未必比得过我们。而且“中国为人材渊薮”，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、数学专家（岂无一二知天文、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？）。朝廷如此这般“自卑尊人、舍中国而师夷狄”，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，我实在不能理解。第三条大不解是：轮船机器，是洋人赖以压制我们的工具。向他们学轮船机器制造之术，不过是以轮船对抗轮船，以机器对抗机器，这胜不了他们。宋史里说，水贼杨太拥有“其行如飞”的大船，结果却被没船的岳飞给剿灭了，“可见轮船、机器不足恃也”。再说了，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轮船机器，疆土也是一代大过一代。本朝康熙时代，不准西洋轮船靠岸，洋人也只能“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”。最近这些年，大清被洋人各种欺负，其实全是因为沿海将帅督抚“开门揖盗”，朝中大臣听风是雨“先存畏惮之心”。不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只顾着向洋人学如何造轮船造机器，我实在不能理解。第四大不解是：朝廷上下，到处都是贪污腐败与玩忽职守，当务之急应是改革人事，让政治回归清明。如今，“善政未修于上，实学未讲于下”，却大力招人学天文数学，我实在不能理解。第五大不解是：谋求自强是没错。但自强的办法是皇帝兢兢业业，官员各尽其职。如今却是宰辅、台谏、吏部、户部、兵部、工部全在消极怠工。不解决这些人和这些问题，“徒震惊于外洋机器、轮船”多么厉害，我实在不能理解。第六条大不解是：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是忠君爱国的骨干，洋人则是我们的世仇。让读书人去拜洋人为师，若洋人心怀鬼胎对他们“施以蛊毒、饮以迷药”，将他们的“忠义之气”全给消了，那岂非大事不妙？我不能理解。第七条大不解是：洋人既然用机器轮船打败了我们，“断不肯以精微奥妙指示于人”，定不会将里面的真学问传授给我们。而且，即便我们学到了精髓，也不过是与洋人并驾齐驱，仍无法打败他们。不想着“天时不如地利、地利不如人和”的古训，不想着走别的路去出奇制胜，只知学洋人依样画葫芦，这种做法我实在不能理解。第八条大不解是：让尊贵的科举出身的读书人，去向洋人学天文数学，这些人被洋人污染之后，再成为公卿大臣与地方督抚，必会与洋人“联合响应”一起作乱。所以，向洋人学知识这件事，“疆臣行之则可，皇上行之则不可；兵弁少年子弟学之犹可，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”，李鸿章这些地方官可以做，皇上你绝对不能做；地位卑贱的士兵可以学，科举出身的读书人绝对不能学。如今，总理衙门却诱导着皇上去干这种事，我实在不能理解。第九条大不解，是不满同文馆以优厚的待遇招生，并在学成后提供优越的职位。第十条大不解，是抨击朝廷不与众大臣商议，仅凭“总理衙门数人之私见”，就决定了开设同文馆这样的大事，让国家的“夷夏之防”陷于崩溃瓦解的危境。末了，杨廷熙还说，“同文馆”是宋代奸臣蔡京当权时，用过的监狱名，“同文馆狱”是个专门残害忠良的地方。所以请皇帝与两宫太后下旨“收回成命”，废除同文馆这个坏东西。这十条大不解当中，有些是在胡搅蛮缠扣帽子。比如谈什么“大耻”“小耻”。有些是逻辑有问题，比如人事混乱、各机构的消极怠政确属事实，但这些问题的存在，与同文馆开设算学、天文课程是两码事；前者没能解决，不意味着后者就不能去做。有些则是见识短浅的虚妄之语，比如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，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“星宿学”；再比如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，反认定千余年前关于数学的基础认知更加“幽深微妙”；再比如，他还相信洋人可以用过下蛊、下迷药来控制人的思想。 但是，无知之外，杨廷熙的焦虑是真实的。他的“顽固”发自肺腑，超越了个人利益。他是一个完全游离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的边缘人物。如果不是清廷因大旱下诏让天下官员给朝政提意见，他这个小小的“候补直隶知州”未必有机会呈递这样一份奏折。如果不是这份长达五千字的奏折，他自己也很难在史书中留下半点踪影。杨廷熙呈递奏折时，倭仁与奕䜣的辩论早已尘埃落定，同文馆也早已陷入了举步维艰之中。为个人前途计，写这篇五千字的雄文，是很蠢的行为。尤其是这雄文之中，还有许多针对当朝权贵的犀利指责。同时代之人欧阳昱，在读了杨廷熙的奏折后，这样总结其内容主旨：“痛言两宫太后过失，不善用人；恭王李相泄泄沓沓，一以和为主。低首犬羊，绝不顾国家大体，罪皆可杀。”[26]
这也是为什么在呈递奏折之前，杨廷熙要先给自己买一口棺材放在家中。这个真诚的“底层顽固派”发自肺腑地认为，清廷不需要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，清廷让读书人向洋人求学，是一件大大的坏事。他是一位奋顾不身的无知者。毋庸置疑，杨廷熙这样的真诚无知者，正是清廷政教所产。但时代不同了，恭亲王奕䜣与两宫太后，都不想再经历惨痛的“庚申之变”，充满焦虑的他们，已深知清廷需要改革。所以，写在杨廷熙奏折上的批复是“呶呶数千言，甚属荒谬”[27]。不过，杨廷熙预备的棺材，最后并没有能够用上。据说，慈禧在见到奏折之后大怒，曾下旨逮捕杨，欲将之诛杀。结果被慈安太后所阻，理由是“杀之适成其直名，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”[28]，实在太不划算。大人物倭仁的进攻被化解了，小人物杨廷熙的异议也没能翻起多少浪花。曾国藩说，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打压，却“盛负时望”[29]，在士林中的声望比以前更高了。京城里的读书人，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段子来支持倭仁、嘲讽同文馆。比如有人在同文馆门口贴标语，说里面的人都是“鬼谷弟子”，说所谓的同文馆是“未同而言，斯文将丧”。[30]京城之外，读书人也普遍支持倭仁。在浙江老家丁忧的李慈铭，读到邸报上刊登的论战奏章，大发感慨，说开设同文馆是“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”，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肯去学的。如今有人去学，说明这个时代“礼义尽丧”，非常危险。[31]郭嵩焘在日记里说，湖南的京官们曾召开过一次集体会议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：凡有进同文馆向洋人求学的，以后不准入会馆，众人须集体抵制不认他是同乡[32]。湖南会馆“开风气之先”，山西的京官们也随即跟进。如此种种，结果便是同文馆很难招到学生。聘请的有限几位中国教师如李善兰等，也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。一位叫做额布廉(M．J．O'brien)的英文教师观察到，自倭仁公开反对数学和天文课程之后：“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，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，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。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，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。”[33]
据统计，天文算术馆第一次招生，“正途投考者寥寥”，科举出身的“词馆曹郎”，均以入馆学数学为耻。将非科举出身的“杂人”编到一起，总共才得98人。后又有26人缺考，勉强录取了30名[34]。半年后的例考，又淘汰了20名“毫无功效之学生”，最后仅剩10人，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[35]。曾几何时，清廷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倭仁与杨廷熙。如今，这些倭仁与杨廷熙们，反成了清廷“自强”的重大阻碍。
注释
[1]高中华：《肃顺与曾国藩集团关系述论》，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2012年第3期。黎泽济：《郭嵩焘和肃顺的关系——对＜清史稿＞的一点质疑》，《学术月刊》1988年第9期。
[2]王家范：《肃顺之死——晚清史随札》，收录于《中华文史论丛（第六十二辑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[3]薛福成：《庸庵文续编》下卷。转引自王继平《晚清湖南史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51页。
[4]薛福成：《庸庵笔记》卷一。转引自邓云乡《宣南秉烛谭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59页。
[5]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四“科场舞弊”。转引自王家范《肃顺之死——晚清史随札》，收录于《中华文史论丛（第六十二辑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[6]黄濬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3页。
[7]印鸾章：《清鉴纲目》，岳麓书社1987年版。
[8]茅家琦等主编：《中国近现代大事编年 1840-1999》，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72页。
[9]侯德云：《天鼓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255页。
[10]王铁崖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一册，三联书店1957年版，第102页。
[11]《奏请设立同文馆折》（附章程）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41页。
[12]《核议广东同文馆肄业学生酌量变通事宜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240-241页。
[13]《请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48页。
[14]《请同文馆无庸招集正途疏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9-10页。
[15]《著毋庸议张盛藻奏折谕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0-11页。
[16]《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1-12页。
[17]《沥陈开设天文算学馆情由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2-14页。
[18]《密陈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4-15页。
[19]《遵议倭仁密陈折片并陈管见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5-17页。
[20]《著倭仁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谕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7页。
[21]《奏陈保举无人天文算学无庸另行设馆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7-18页。
[22]《著倭仁随时留心保举设馆教习谕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8页。
[23]徐一士：《一士谭荟》，太平书局1945年版，第134-135页。
[24]欧阳昱：《见闻琐录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03页。
[25]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21-28页。下文引自该资料者，不再赘注。
[26]欧阳昱：《见闻琐录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02页。
[27]《著毋庸议杨廷熙奏折谕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28-29页。
[28]欧阳昱：《见闻琐录》，岳麓书社1986年版，第102页。
[29]《致李鸿章》，收录于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9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504页。
[30]《翁同龢日记（第二卷）》，中西书局2012年版，第551页。
[31]《越缦堂日记》同治六年七月三日。
[32]《郭嵩焘全集》第九册，岳麓书社2018年版，第265页。
[33] M.J.O'brien，“The Peking College”，North China Herald，January 25，1870.
[34]《请钦定招考天文算学各员折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77页。
[35]《考试甄别在馆学生片》，收录于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：洋务运动时期教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101页。